“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日益高涨。在沈阳，有这样九位爱国人士，人称“九君子”，他们没有手握刀枪、冲锋陷阵，却以爱国斗志为矛、以奋不顾身的勇气为盾，用一部相机揭露日军侵华的真相。

　　1931年11月下旬至1932年1月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九君子”在一次次冒险中拍摄到日军侵华的证据多达300件，每次取证都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取证完成后，短短48天内，他们将证据全部翻译成英文并整理成册，取名为《真相》。直至1933年2月，国联大会在裁决时，把这本《真相》视为重要证据，认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侵略行径。

　　八十多年风霜洗礼，这台相机早已“退休”，但镜头与快门之中，“九君子”的爱国壮举，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坚定，与这相机记录的真相一同定格于时间的永恒中。

　　“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如是说。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0月26日，战役最后阶段，谢晋元奉命率四百余名官兵，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壮士们殊死搏斗四个昼夜，共打退日军6次围攻，毙敌200余名。

　　谢晋元接到命令撤离四行仓库，退回租界后，当局迫于日军压力将其羁留于一个俘虏营。谢晋元就是在这里写下这封给连襟张萍舟的家书。

　　“八百壮士”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唤起了爱国同胞抗战到底的决心，使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讲到：“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

　　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东侧的乔沟，八路军115师685团负责阻击敌人的先头部队，二营五连处在作战部队的最前沿。五连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他们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猛攻。

　　生死关头，连长曾贤生率领20名大刀队员冲入敌群，展开殊死搏斗，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虽然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五连战士们手挥白刃、杀出重围，歼敌1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后，八路军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扰乱了日军进攻华北的作战计划。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战斗结束后，115师343旅司令部、政治部将这面名为“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奖旗颁发给了五连。这面英雄的旗帜见证了那场血与火的战斗，凝聚了八路军不畏艰险、英勇抗战的精神。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于17日确定芷江为中国战区总受降地并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为了布置芷江受降典礼会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应庄到处寻找合适的桌椅，跑遍了芷江城。

　　“安江纱厂有一批欧式家具，何不先借来应急，事后还回去？”想到这儿，陈应庄茅塞顿开。他火速赶到原黔阳县（今洪江市）安江纱厂，把像样的桌椅、沙发都借到了芷江。受降典礼结束后，这批欧式家具被刻上了火印铭文，并退回到原厂。

　　如今，这件九屉办公桌是当时会场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有铭文的办公桌，上面刻着“参加受降典礼纪念”“卅四年八月廿一日于芷江”的字样。它是历史的见证者，见证着无数同胞为抗战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刻。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说：“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1931年，30岁的苟吉堂在日本一军校留学。远赴异国求学，却闻家乡遭受破坏与侵略，苟吉堂义愤填膺，组织同学到东京街头抗议。由于日本宪兵的镇压，苟吉堂被捕入狱，深感“既不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诚我军人最大耻辱”。狱中他拒写悔过书，日本当局将他开除学籍，遣送回国。

　　归国后，苟吉堂投身抗日，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的战斗表现，多次受到晋升和嘉奖，并最终受邀参加南京受降仪式，亲眼见证了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历史性时刻。14年，苟吉堂当年的屈辱终于洗刷殆尽，中华儿女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